唐伯虎曾提到：“万事由天莫苦求股票操盘手炒股配资，子孙绵远褔悠悠”。
繁衍，是物种持续发展、文明绵延流传的前提。
然而，随着经济发展，多个发达地区发生生育率下降的现象。邻国韩国更是成为了全球首个“零生育率”的国家，生育率降至0.81，平均每名女性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均值不足1个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纷纷“放弃”成婚生子呢？
一、历史变迁
生育率的变化与当地的社会环境、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从文化背景来看，韩国文化的形成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。
中国传统生育观强调“多子多福”，一个家族人丁兴旺，方有繁荣发展的可能。《周易》中记载“日新之谓盛德，生生之谓易”，意指“生育繁衍”使天地阴阳相合，使万物生生不息。
展开剩余92%这种生育文化的形成，具体原因有二：
第一，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。千百年前，大部分东亚地区都处于农业时代，各国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。
在现代化机器出现前，农业生产依靠人力，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
当一个家族生育的后代更多，也就意味着能有更多人投入耕作，从而生产出更多粮食，家族共同财也就能实现累计增长。
第二，“生殖崇拜”的天性。崇拜与生殖相关的表象，是人类的天性。原始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代，人们崇拜女性，认为女性的生殖力是源于大自然赋予的神秘力量，而“生产”被视为神圣的繁衍过程。
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远古出土文物中，比如陶器、石壁上，都能发现刻有月亮、溪谷等用以象征女性生殖力的图案。
从历史变迁来看，生育率受政策背景和观念发展有关。
首先来看，政策背景的影响。以韩国为例，韩国的生育政策几经变化。
20世纪前，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，有着和中国相似的生育观，认为“养儿防老”、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国家统治者也大力鼓励生育。
这时生育率一度升至5.99，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将近6个，家庭中兄弟姊妹众多，成了常态。
20世纪60年代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韩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，持续多年财政赤字，经济低迷，而生育率持续不降。这就造成了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口需要，大量家庭陷入贫困。
为了防止社会动荡，统治者推出“计划生育”，要求每个家庭最多生产3个孩子。
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减为每个家庭最多可生2个孩子，并且加强了避孕知识普及。这使韩国生育率降至1.7。
直至1996年，韩国政府才正式取消计划生育政策。即使自此开始鼓励生育，但是近40年的限制生育政策，已经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影响，韩国生育率一路下跌，人口老龄化严重，劳动力缺口明显。
然后来看，观念发展的影响。多元化生育观念，成主流趋势。
封建时代女性饱受压迫，被限制在家相夫教子，对于“生育”，只能听从夫家要求。
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，工具生产替代纯粹的人工劳动，人类的生产生活逐渐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。
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“半边天”的力量。
女性在投入社会生产、为社会贡献力量的过程中，女性意识逐步觉醒。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婚姻中，本应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。对于“生育”，女性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而男性的生育观，也受经济发展、教育环境的影响，不在局限于“结婚生子”的传统观念。
丁克、独身、“同居式”婚姻、同性家庭等，越来越多不同的婚姻观念被社会接纳认可。
这些多元化观念的发展壮大，影响着地区的生育率，以发达地区最为明显。解决了生存压力，对精神世界有了更极致的追求。
二、现实原因
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就是——婚姻观。
持有“早婚早育”、“传宗接代”婚姻观的人，会更积极地投入生育；持有“精神恋爱”、“独身主义”婚姻观的人，会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精神领域的收获，而非生育。
以韩国为例，发达地区生育率低迷的原因，可追溯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有了脱离“生育”的婚姻观。为什会产生这种现象呢？
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三点:
第一，生活压力。从生育成本来看，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。
据大数据估算，在中国生育一个孩子抚养至大学毕业，最低需要63万人民币。
而韩国物质资源有限，物价高昂，养育一个孩子的花销，换算成人民币近118万元。
随着物价攀升，生育成本逐年递增。年轻人担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，难以支付“生育成本”。
除了金钱投入，抚养孩子需要长久的情感投入，父母需要耐心陪伴孩子成长，引导孩子树立积极的三观。抚养过程对于新手父母来说，也是一个有挑战的成长历程。
从生活来源来看，年轻人的经济来源并不可观。
二十出头，大学毕业步入职场，开始有了经济来源。
但是，绝大多数年轻人刚毕业都只能从基层干起，每月的工资能养活自己已是不易，极少能有足够的多余金钱去完成生产与养育。
据调查，韩国18-35岁的年轻人有51.2%可被划分为贫困阶层。
而当年轻人终于在职场站稳脚跟，有充足经济来源时，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。
第二，社会压力。年轻人受到的，来自社会文化、职场常态的压力是巨大的。
从社会文化来看，新世纪女性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，但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仍存在苛刻与不公。
人们的思想发展，有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。虽然绝大多数女性可以独立创造财富，但韩国传统文化要求“男主外女主内”，再优秀的职场女性，在婚后也被要求将精力转移至家庭生活。
有的职场女性志在事业，想要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，不愿将自己束缚在家里；有的女性则在职场与家庭之间奔波，难以平衡。
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评价，往往与“年龄”、“外貌”挂钩，韩国坊间更是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过了25岁的女人，就像节日过后打折的蛋糕”。
随着年龄增长，女性在婚姻市场逐渐处于劣势地位，往往需要无奈妥协。
这些都让年轻女性看到了婚姻生活背后的极大现实压力，开始对婚姻“望而生畏”。
而对于男性来说，传统思想要求男成为家庭的顶梁柱，要去买房、买车、支付家庭日常开销。
这种观念让男性肩上，担负了更多经济重担。考虑到婚姻及生育成本，许多年轻男性将事业视为首要任务，而将“婚姻”放在后面。
从职场常态来看，职场性别歧视，仍是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
大数据显示，多个韩国文化有限公司的女性员工占比不足30%。
对于以脑力活动为主、岗位无明显性别要求的公司来说，这样的男女比例是极度不平衡的。
由于女性担负着主要的生育任务，有产假等现实需求，许多用人单位为了经济利益，在招聘时往往不愿接受女性应聘者。
2022年韩国同一岗位，女性的平均工资仅能达到男性的69%。生育后重返岗位受到降薪降职的女性，高达21%。
这就意味着，女性想在职场上与男性取得平等地位，需要承受更大压力，付出更多努力。因此，越来越多女性为了避免失业，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职场上，而推后或放弃“生育”，韩国女性的一胎生育年龄，更是一度长至32岁。
第三，不婚运动。随着思想解放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“不婚主义”。
一项调查显示，20-45岁的韩国人中，单身女性达35%，单身男性达27%，其中选择“不婚”的单身女性达66%，男性达52%。
女性随着知识文化的积累，有了更加坚定的独立意识。比起成为家庭主妇、将终身幸福依托于丈夫，她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，让自己除了婚姻还有更多的选择。
男性不愿面对婚姻带来的“麻烦”，更愿用“同居”替代有法律约束的“婚姻”。
不婚运动，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，年轻人追求自由，追求理想，不愿将自己束缚于家庭，认为婚姻劳心劳力，不如独身生活简单快乐。
我国社会学家李银河曾提到：“同居，将会成为未来社会趋势”。
韩国等发达地区，不婚队伍逐渐壮大，生育率低迷。但若放纵其发展，可能会对社会生产发起严峻挑战，为了保障社会经济合理运转，相关部门已制定相应措施应对，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？
三、未来展望
曾有专家预测，如果韩国的生育率不改变，将会在2750年，无劳动力参与社会生产，社会会发生不可逆转的灾难性毁灭。
从当前现有情况来看，生育率持续低迷，已经对韩国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，具体有三方面：
第一，劳动力下降，经济低迷。新生儿越来越少会使几十年后，投入社会建设的劳动力发生缺口。而年轻人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，当一个社会的老年人数高于年轻人数时，消费市场将会失去活力，无法正常运转。
第二，老龄化严重，养老支出扩大。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供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，那么养老金支出也会随之增长。井喷式的养老需求，如果与现实供应链脱节，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。
第三，年轻人经济负担加剧。生育率下降，也意味着每个家庭中承担赡养义务的人数变少。在独生子女家庭中，一个年轻人需要同时赡养两位老人。养老重担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是一大挑战。
为了规避这些消极影响，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。
比如，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、保险、税收等方面的优惠、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每年940万韩元的补贴、为孕妇提供200万韩元的资助、为新手父母提供带薪陪伴孩子的假期。
大数据显示，过往16年，韩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，投入的资本高达2100亿美元。
可这种不断砸钱式的鼓励政策，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2022年前三季度的新生儿数量仅19223人，创了历史新低，出生率在不断下降。为了维持社会生产，政府开始鼓励退休后的老年人再次参与就业。
贫富两极化、女性的生育牺牲太大、年轻人就业压力重等根本原因，如果没有受到妥善解决，韩国未来的生育率，可能仍旧会呈下降趋势。
四、总结
首尔国立大学教授车永泰，就生育率问题，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忧:“如果不改变，韩国的未来没有希望”。
韩国只是一个典型例子，我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多个经济发达国家，近年来，生育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。
生育率连年低迷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股票操盘手炒股配资，需要足够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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